经历

为老地标谱写新篇章：现代主义设计的重新思考

对历史建筑的改造以服务于当下社会有什么现实意义？到底是什么赋予了建筑的历史价值？

2021年02月20日

话题

最近，SOM 纽约团队的两位建筑师向“国际建筑哲学学会”（ISPA）旗下的期刊《建筑哲学》撰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两位设计师Frank Mahan和Van Kluytenaar对上世纪中叶建造的标志性建筑的保护、翻新和改造工作进行了重新思考。事实表明，适应性再利用设计的实践过程中着实出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

对历史建筑的改造以服务于当下社会有什么现实意义？到底是什么赋予了建筑的历史价值？

2001年，SOM 用先进技术制作的外立面取代了利华大厦（Lever House）的原有幕墙，为二十世纪建筑的保护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先例 © Ezra Stoller | ESTO 及 © Florian Holzherr

近20年前，SOM 接手了重建利华大厦幕墙的任务——这是一项非常精密的工作，需要替换1952年安装的原始建筑材料。这座大楼也是纽约第一座现代主义风格的城市地标建筑。

采用新技术制作的外立面与原有建筑无缝融合，为二十世纪老建筑的保护开创了一个先例。我们不禁要问，从那时开始，都涌现了哪些设计哲学？又如何在其它建筑中运用这些哲学？为一探究竟，我们采访了文章的两位作者。

利华大厦 © Mark Mulert

★ 请描述一下建筑与哲学之间是如何进行对话的，是什么让你们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建筑作品的？

Frank Mahan:

在我们应邀在2018年国际建筑哲学学会大会上发言时，这个对话就开始了。

大会的举办地点正好在我们最近完成的建筑中：空军学院的北极星大厅（Polaris Hall）。这与我所习以为常的场景相去甚远——我原以为，以建筑师的身份向一群哲学家做演讲有点班门弄斧，但他们对聆听一位在现实世界中建造真实建筑的人的想法却饶有兴趣。

事实表明，我们发现双方有很多东西可以互相学习，这让我们努力思考该如何将建筑与历史和更广义的文化范畴相结合。

两位作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保存现代主义建筑背后所秉持的理念，而非它们所采用的建筑材料 © SOM

有人将“忒休斯悖论”（Theseus’ Paradox）与之联系起来，这是一个与建筑相关的有趣思考。如果忒休斯航行的这艘船已经修缮一新，且几乎每一个部件都已被更换，那它还是原来那艘船吗？

在利华大厦的改造过程中，我们替换了幕墙，也触及了一个非常类似的哲学问题：它是否仍然具有地标性的价值？而我们的答案是——重要的是保存思想，而不是实际所用的材料，事实上，就当时人们如何看待历史保护这一观点而言，这也是一个相当激进的观念转变。

位于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空军学院北极星大厅 © SOM | Magda Bienat

区别这些建筑到底是艺术品还是公共建筑的问题也随之出现。SOM 有大量的项目都是大名鼎鼎的建筑和公共空间，因此在每个使用或看见它们的人心中，都会涌现一定的主人翁意识。

Van Kluytenaar:

建筑理论通常是由建筑师，而非理论家或评论家所撰写，其对哲学的运用往往是离题的。

在文章中，我们希望有更加全面的论述。我们受到“艺术评论用哲学来作为艺术观察视角”的启发，用这种方法来思考这些建筑。事实证明，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学理论，尤其是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理论，可以教会我们很多关于建筑如何表达意义的方式。

在利华大厦建成前的几年里，生产方式和经济环境加速了一种新建筑形式的诞生，并随之产生了全新的意义 © Ezra Stoller | ESTO

★ 为什么你认为战后的建筑需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保护和振兴？

Frank:

这个时期的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所处的时代特点：飞速发展的生产和制造能力；更广泛使用的人造材料；以及从材料本身的重要性到它们排列方式的转变。

材料通过排列创造并获得意义。在此期间，建筑的元素基本上是大量生产的，这是一种从工匠双手所赋予材料的内在质量到大量制造的工业品的转变。

生产方式和经济环境加速了一种新建筑形式的出现，并随之产生了全新的意义。

我们的论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用来处理这个时期特有的上世纪中期的建筑作品。与传统的建筑保护理论有着根本不同，我们直接从实践中，从我们自己的建筑项目中发展出这些想法。

垂直楼板和水平基座、玻璃幕墙和公共庭院，利华大厦在上世纪中期引领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时代潮流 © Ezra Stoller

Van:

1952年开业的利华大厦引入了现代主义设计的新想法——垂直楼板和水平基座、玻璃幕墙和公共庭院——其中有许多设计很快成为了当代建筑设计的中流砥柱。

同年，莫里斯·梅洛·庞蒂出版的《间接语言与沉默的声音》一书中也指出，一个美学对象的个体元素恰恰是通过它们的并置组合来赋予彼此意义。

我们并不是说Gordon Bunshaft是想成为像梅洛·庞蒂那样特定的理论家，而是说当他作为“罗奇学者”（Rotch Scholar）的时候，美学的某些观点已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我们试图展示在这个理论背景下，通过Bunshaft先生和 SOM 的方法论来思考建筑会是多么的卓有成效。

真正重要的是概念，而不是空间的具体物质属性。你在建筑里的体验就是对一个想法的体会。

考虑到梅洛·庞蒂与“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关系，把他视为一个另眼看世界的镜头也是一种回报丰厚的方法。

在建筑理论中，现象学主要是关于物理空间的感官体验，这种方法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这样的建筑师。

相反，我们使用的是那些通常与空间、物质性和经验有关的人所创作的作品，并用它们来进行相反的论证——真正重要的是想法和概念，而不是空间的具体物质性。你对建筑的体验就是对一个想法的体验。

★ Bunshaft并没有留下太多文字记录。这对你在发现他的设计意图方面有什么影响？

Frank:

在你研究这些建筑时，就能看出他的意图了。当你和我们一样多地接触它们时，规律就会浮出水面。

利华大厦的一楼有玻璃封闭的大厅，大理石覆盖的楼梯核心柱，以及延伸的花坛，是一个由现代主义元素组成的，漂浮在田野上的精湛之作，让我想起微缩版的空军学院。

你可以研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并理解其意图。他对此相当明确。空军学院并不是一部精巧的作品，它非常大气。

Van:

在我们提出的论点中，缺少文字也是有道理的。重要的不仅仅是设计师的意图——不在于他或她说了或做了什么——而是作品本身想表达的意图。

通过这种方式，文字记录的缺乏迫使理论家研究建筑与各部分之间的各种关系，并提出一个案例，说明这些关系之间是如何协同工作的，并赋予建筑以意义。

★ 在您的论文中，讨论了在一个成功的适应性再利用项目中，时间和地点作为叙事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性。这些故事是怎么成型的？

Frank:

这是适应性再利用项目的过程中非常引人瞩目的一部分。你在为一座有历史沉淀的建筑工作，这需要更多额外的考虑。如果你研究、理解和驾驭建筑所讲述的故事，你就可以更有效地改变它。

你必须深入了解这些建筑，才能创造出新的故事。这个想法不是为了创造变化而做出改变，也不是为了保护建筑的琥珀色外观，而是为它注入新的生命，使它焕发新的活力，再次成为城市的一份子。讲故事则可以搭起一座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

如果你对这座建筑有足够的尊重，就会比任何监管机构施加的制度约束更有效。

幸运的是，我们所设计的大多数适应性再利用项目都具有市政和市民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

一个例子是我们正在翻修的华尔道夫大酒店（Waldorf Astoria）。虽然它还不是一座建于上世纪中叶的现代建筑，我们的设计始于同样的方式：研究原设计师的意图，理解建筑是如何运行的。虽然这并不总与原设计的意图相符，但还需要考虑建筑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演变的。

纽约华尔道夫酒店 © SOM

保护主义者们经常谈论建筑师的意图和当时所具备的原始条件，但与时俱进也很重要，而其中也涉及到那些建筑的使用者。

在一次社区委员会的会议上，人们分享了在酒店的不同空间里所获得的，重要的个人体验，他们不希望记忆中酒店的样子有朝一日会变得面目全非。

这些记忆并不总能代表建筑的最初愿景或建筑师的原始意图，但它们依然是有效的。你必须对发生的变化和设计意图有所准备，然后将它们编织成一个新的故事。

华尔道夫大酒店（Waldorf Astoria）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所有的故事都与周围的文化环境休戚相关。我们发现，很多变化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设计到达巅峰之时。

华尔道夫大酒店之所以屹立于此，是因为它毗邻中央车站。但随着喷气式飞机时代的到来，坐火车的旅行方式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对建筑进行翻修也变得势在必行。

我们不仅希望看到我们的建筑得到尊重并受到保护，更希望它们能为城市做出积极贡献。

在这些项目中，理解和发展建筑的叙事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人们可以在任何适应性再利用或保护项目中采用这种方法；将叙事或主观情境融入到一系列的客观力量之中也是一个重要元素。

在有关适应性再利用和单纯的保护之间有怎样区别的讨论中，您是否遇到过一些困惑？

Frank:

当然，这里会有一种紧张的情绪。即使手头负责的建筑为私人所有，在上世纪中叶所建的具有标志性地位的现代建筑项目上，您会发现公众对这些建筑已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归属感。

在有些特定的群体中，人们关心的只是纯粹的建筑保存。但我们发现，为了有效恢复历史建筑的活力，做出一些改变往往是必需的。人们使用建筑的方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所以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

★ 客户来找你的原因，是否因为他们认为今天的 SOM 是用来回顾历史建筑的最佳选择？

Frank:

有时候的确如此。在上述情况下，他们会本能地认为 SOM 比其他任何人更适合这些项目，并愿意与我们一起参与其中。我们对适应性再利用这个主题有着深刻的领悟。我们熟读项目遗留至当代的文献资料，深入研究我们自有档案库中的建筑草图、渲染图、完稿和客户与建筑师之间的通信记录。

我们所能利用的丰富遗产是一种优势，我们也希望成为这些遗产的“守望者”。我们不仅希望看到建筑受到尊重和保护，更希望它们能为所在的城市做出贡献。如果建筑缺乏活力，不能成为活力聚集的目的地，对我们，对建筑本身而言都会变得一无是处。

时至今日，SOM 的所有项目都深受我们传统遗产和对作品思考方式的影响。我们思考和谈论所有项目的方式已牢牢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中。一遍遍地参与多个 SOM 项目会帮助你认清一些在其它情况下不那么明显的规律。

第五大道510号的业主希望得到可在未来再利用的适应性设计。他甚至把这些设计拿给出版商和一位百货商场的老板看 © Ezra Stoller | ESTO

★ 是否会有这种情况，在重新审视传统建筑时，您是否会对从中发现的设计意图而感到惊讶？

Frank:

在翻修“汉华实业信托银行”（Manufacturers Hanover Trust）时，我们收获了一个极大的惊喜。当我们在2011年应邀参与翻修工作时，这座建筑已经年久失修，不再适合担任银行分行的重任。大楼位于一个极具活力的街角——纽约第43和第五大道的交叉口，所以它值得重获新生，我们也试图找寻有效传达这一点的方法。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当初的业主，银行总裁Horace Flanigan——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具有浓厚上世纪色彩的名字，他在大萧条后经历了分行关闭的境遇。

他明确告诉建筑师，希望新建筑可在未来具备再利用的特性，他甚至向出版商和一位百货商店的老板展示了新的设计方案。那是一个让人醍醐灌顶的领悟，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给了我们做出必要改变的自由。

我们对改变所作的应对方案，以及针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方式是找出建筑的主要特征。在思考最初设计意图的时候，我们确定了最重要的元素——定义这座建筑的元素——而我们所定义的次要元素则被赋予了做出改变的更大灵活性。

我们将入口整合至建筑的东立面，对一楼进行了划分，可以容纳更多的租户，并旋转了自动扶梯的走向，使之与新的半玻璃幕墙平行。我们保留了玻璃幕墙外立面、发光的天花板、哈利·波托亚（Harry Bertoia）的屏幕墙、白色的大理石窗间壁和圆形的不锈钢拱顶门。

★ 这种工作是否有环境部分的考虑因素包含在内？可以肯定的是，从1950年代以来，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文化抱负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传统上说，建筑保护一直是一项聚焦在文化上的工作，但环保主义和建筑保护之间的联系是相对较新的理念。将这一理念与上世纪中叶的现代建筑联系起来则是新上加新。

研究表明，你可以拆除一座现有建筑，用一座新的高性能建筑取而代之，但要偿还老建筑所欠下的“碳债务”则需要十到八十年的时间来修复。

看一眼上世纪中叶繁荣的经济所留下的遗产——世界各地大量的开发项目——您会看到产生令人难以置信影响的潜力所在。

当时的建筑技术就有极高的创新力。时至今日，由于时代变迁和建筑科技的进步已开始变得不合时宜。这些建筑通常被认为是在环保方面表现欠佳的。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对上世纪中叶的建筑作品进行的修复工作就显得非常必要。

即便如此，我们会发现将原有幕墙升级为隔热幕墙的方式一般会超出大多数项目的服务范围。

永远无法忽略的成本仍然让人望而却步。纽约的“地方法97条”规定了现有建筑的能源目标，如果没有遵守就会遭受罚款——所以针对经济效益的考虑是迟早的事。世界上的其它城市也在引入类似的法律。

Van:

我们在去年年初时参加《建筑金属》杂志的竞赛时考虑了环境方面的问题。竞赛要求参与者改造曼哈顿一座老旧建筑的外立面，以减少碳排放，为城市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做贡献，并为业主创造经济效益。

我们设计了一个超轻型双层立面的概念，这是一种透明的，但有足够的不透明度来处理阳光辐射的设计。我们还对建筑体量做了调整，雕除建筑的一部分并置入露台——这种策略性的改变让建筑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 除了梅洛·庞蒂，您还以看看十九世纪的两位人物尤金·维欧乐（Eugène Viollet-le-Duc）和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以及他们对上世纪建筑的理解方式和设计意图。您的适应性再利用设计与他们的理念相比有何不同？

Van:

拉斯金被视为当代建筑保存理论的教父，他的想法很直接：保存现存建筑的完整性，尽可能地少做改动，让腐朽的东西自己说话。

我们提出了一个迥异的论点——就是说，最重要的不是物质，而是思想。尤金与拉斯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始终相信忠于最初的设计，重建最初的想法，这就是现代主义强调概念性设计的先驱。他认为结构元素是建筑美学价值的核心。

Frank:

尤金使用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案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发现两者之间的方法也有共同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利华大厦的工作是一种非常直接的保护性行为，用同类材料进行替换，保留建筑原有的风貌。

但从它自身的角度来看则是激进的——对建筑的物质材料进行替换，但允许它承载同样的意义。在第五大道510号的项目中激发了更多的猜想，也创造了全新的叙事方式。在空军学院的北极星大厅，一座灵感来自于校园，嵌入原始校园环境的新建筑拔地而起。

★ 对北极星大厅作为适应性再利用的一个范例，人们也许会觉得惊讶。它的存在对历史性校园的布局有什么影响？

Frank:

北极星大厅的一半可用空间是对现有空间的翻新，所以从技术上讲，它确实是适应性再利用，尽管形式上它看起来像一座新建筑。

我们将空军学院称为一个校园，但它不像一所典型的大学校园，而是不同时代，不同建筑师所设计的不同建筑。这个地方与众不同，照片无法精确表现建筑形态与尺度的一致性，以及建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空军学院是在特定时间内设计的，它的建筑群是如此地相互融为一体，广场和景观得到精心组合，它的运行更像是一个单一的有机整体，而北极星大厅则是锦上添花之作。

★ 业主想要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东西，但相对现有的沃尔特·内奇教堂来说也不至于喧宾夺主。那么在有诸多限制条件的情况下，该如何创建第二座标志性建筑呢？

网格逐个贯穿在整个校园的人行道上——意图相当明确，这让我们在这个框架内实施额外的创造力。我们利用指向北极星大厅的角度——与您所在的维度相等——在直角网格中引入一条对角线。

通过北极星与网格的简单相连，我们创造了一些标志性的，以一种抽象方式与它的对角线和教堂连接起来，同时仍独树一帜，从贯穿始终的网格中衍生出来。

空军学院是一个受保护的国家历史地标区域，但校园建筑的本身则构成了最严苛的限制条件。它有如此强烈的身份感，也有如此强烈的概念性，而这些清晰的限制条件无法允许产生于直觉的创造力。如果您尊重这座建筑，它会比任何监管机构都更有约束力。

受访者简介

Frank Mahan 是 SOM 纽约副总监。作为事务所负责适应性再利用项目的工作室领导者，他在纽约市地标建筑的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项目包括大通曼哈顿广场一号、华尔道夫大酒店，以及汉华实业信托银行大厦。

Van Kluytenaar 在2018年以建筑设计师的身份加入 SOM 纽约办公室。他持有普林斯顿大学建筑系的硕士学位。